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星堆遗址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四川省学术界的各种考古机构所认识。198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三星堆建立了一个工作站，负责遗址的保护、探索和研究。学术界逐渐对三星堆遗址与蜀王故都的关系有了深入而清晰的认识。
1929年出土后存放在燕家院土砖墙侧的大石璧
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倔，在蜀王故都的探索上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突破。首先，我们探索了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东起回龙村、西至大堰村、南至米花村和北至鸭子河，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仁胜、真武、三星、回龙四村是分布最集中、积累最丰富的地方。其次，在夏、商、周时期找到了40多个房屋基地，陶窑1个，灰坑100多个，小墓葬4个。第三，大量的陶器和玉器被挖掘出土。特别是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人立像、青铜面像、青铜人头像、青铜神树、青铜龙、青铜蛇、青铜奎、青铜凤凰、青铜鸡、金杖、金面具、象牙、海贝等珍品数千件。另一个重大发现是三星堆城墙的发现和确认(《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二期；《广汉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发掘简报》、《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发掘简报》分载《文物》1987年第10期、1989年第5期；陈德安:《三星堆遗址发掘与研究》、《中国文化论坛》1998年第二期)。为蜀王故都的重见提供了铁证据。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二号祭祀坑到处发现
1988年以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星堆遗址内东、西、南三面的土埂进行了全面调查和试挖，取得了重大成果。探测显示，城墙横截面为梯形，墙基宽40米以上，顶宽20米以上。墙体由主城墙、内墙和外墙三部分组成。土坯砖的使用是我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的最早的土坯砌筑城墙的实物例子。调查和调查结果表明，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1400米，总面积3.6平方公里，超过郑州商城。北面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城墙无转角，无封闭。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台地分布在古城中轴线上。丰富集中的文化积累层。1929年出土的玉石坑和1986年出土的两个大型祭祀坑都位于这个中轴线上，说明这个区域是三星堆古蜀都最重要的宫殿区。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发现在城墙夯土中的陶片。在东城墙和南城墙内侧，发现城墙夯土压在三星堆一期(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层以上，被三星堆二期(相当于夏至商代早期)的晚期文化层压。从地层分析来看，三星堆城墙的时代相当于早期商业时期(陈德安、罗亚平:1989年9月15日，蜀国早期都城开始出现，中国文物报)。
三星堆古城东城墙发掘现场
调查、调查和探索证实，三星堆城址是夏末至商代古蜀的首都，使学者几十年来对蜀王故都的探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整个学术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
三星堆古城西城墙发掘现场
至于蜀王的故都，历史文献记载太简单了。蜀王的故都在三代，蚕丛和柏树根本没有传世的材料。至于鱼福王的故都，文献记载也很混乱，似乎无处不在。《蜀王本纪》说：
玉福田于建山(按：今都江堰市境内)，得仙，今庙祭于建。
还说：“华阳国志蜀志”：
鱼福田于建山，突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根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的解释：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说都，无月邑。
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州国》也说:
国城说都。都人，国君所居，人所也会。
由于古蜀人在今都江堰市的建山建了鱼福王庙，那里似乎就是鱼福王的故都。
然而，有很多人持不同的见解。唐人卢求的《成都记》([明]曹学泉:《蜀中名胜记》卷6引)、宋人罗泌的《路史·前纪》都不同意。这两本书都认为:
鱼福治导江。
“导江”位于今都江堰市南部，与建山不在同一地点。但从广泛的角度来看，两地都在今都江堰市，差距不大。
宋人孙寿的说法差距很大。他在《观古鱼福城诗》的自注中写道：
温江县北十五里有古鱼福城。
清嘉庆《温江县志》充分肯定了这一说法：
县北十里(鱼竿王城)。俗称古城脊。
自古以来，人们就没有认真辨析过这些说法中的对错。
幸运的是，科学的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古蜀王国秘密线索的关键。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大量文物的出土、大量文物的披露，特别是古城墙的发现，证实了上述古籍所包含的蜀王的故事并非虚幻。因为，一座辉煌的蜀王故都，已经真正展现在我们面前。
三星堆古城墙遗址
三星堆文明的再发现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要确认三星堆古城是古蜀王国的故都，还需要深入细致的论证。
三星堆古城现存总面积3.6平方公里。即使在当时(早商时期)的全中国范围内，如此大的古城占地面积也极为罕见。城墙的高度和强度反映了可供支配、征用和服务的劳动力资源相当充足。可以看出，居住在城市里的统治者必须高，统治着大量的人口，控制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生产资源和社会财富。广阔的城市圈实质上意味着城市圈内复杂社会的形成，表明生活方式与历史前的农村完全不同。城市圈内的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甚至整个社会的控制体系和运行机制，都远远超过了历史前酋长的水平。结合众多直接生产者和从事非生产劳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如各种艺术家）的有效统治，以及对自然资源、生产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高度控制，显然形成了一个集中的政府组织。
三星堆出土大型建筑遗址
大量陶瓷酒器、食器和玩物出土于三星堆古城内发掘清理的房屋密集生活区。挖掘清理的房屋遗迹不仅有平民居住面积仅10平方米的小木骨泥墙房屋，还有权贵居住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大型穿斗结构房屋和吊梁厅。还发现了面积200平方米的超大房屋，还发现了面积800平方米以上的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地。几栋房子的区别揭示了深刻的阶级分化。在生活区，发现了纵横交错的排水通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艺术品和工艺陶瓷制品、动物、乐器等。，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和雕刻漆木器，出土了双手绑坐的石奴雕像。相反，缺乏农业生产工具(林翔:蜀酒探原，1987年南方民族考古)，说明这些地区是贵族统治者的房子。这与其他只出土大量生产工具、成品半成品和手工作坊遗迹的区域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也展示了建筑群根据房屋主人身份的高低进行分区的场景。
青关山大型建筑
数千件青铜器、金器、海贝、象牙和玉器出土于三星堆一号和二号祭祀坑，都是权力和财富的代表和象征。显然，它们绝对属于城市的核心统治集团。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遗址中发现的四座墓葬基本上没有随葬品，更不用说金银财宝了。差异揭示了贫富分化、阶级分化和阶级剥削严重的本质。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公鸡
三星堆出土的玉器
高耸的城墙，城墙周围的沟壑，是阶级冲突加剧的象征。遗址出土陶器上的一些早期文字符号(林翔:《三星堆遗址与殷商西土》、《四川文物》、《三星堆研究专辑》，1989年；段宇:《巴蜀古文及其起源》、《成都文物》1991年第三期、《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一期)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的标志。
三星堆遗址出土器上的文字符号
在三星堆遗址周围12平方公里范围内，有十多个密集的古遗址群，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相同。这些遗址群不仅与三星堆古城的土壤相连，还被三星堆高大的城墙隔开。毫无疑问，它们是三星堆古城直接统治下的广大农村群落。古城里的粮食、日用品和一应物品大多来自这里，取之于此。这是古代城乡连续产业形成的最显著的例子。三星堆古城，显然首先是作为这个广阔农村的对立物，从中生长发展起来，直接统治着它们。
渝商周期间考古遗址分布示意图
古蜀地区各种生产资源、社会财富和具有战略意义和宗教神权的自然资源向三星堆古城的单向流动和高度聚集，显示了三星堆古城对整个古蜀文化区的高度凝聚力、向心力和高度的社会控制；古蜀文化区青铜武器等军事装备从三星堆古城反向流向各二级城市聚集、边缘地区和军事据点，三星堆古城有力地控制和指挥了整个蜀文化中专职暴力机构和军队。这两种现象无疑表明，在古蜀王国巨大的社会控制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监管枢纽是全社会以上的国家政权，其核心是王权和神权。
所有这些因素都揭示了人口集中的大规模化、人口结构中大量非直接生产者的出现、剩余财富的集中化、商业关系的广泛建立和远程贸易的出现、社会分层的复杂化和阶级社会的形成、大型住宅区与贫民窟的对立、巨大宗教礼仪中心的建设、文字的出现和使用，专业艺术家队伍的存在，神权王权的强化，机器的专职化、制度化等等。综合这些物质和非物质因素，是行业形成早期城市的主要标志，构成了城市文明的清晰画面。
疑似建筑基地位于三星堆古城北墙下
即使从经济进步的角度来看，三星堆古城的大规模青铜生产、玉石生产和黄金生产，以及繁荣的酿酒业和建筑业，都显示出远远高于历史前村的经济发展。因此，三星堆遗址作为城市化机制的核心，也清楚地表现出它作为各种产业增长点和区域增长中心的特点。因此，毫无疑问，三星堆应该是典型的古代中心城市，即城市，也是古蜀文明的高级中心和权力中心，也就是古蜀王国的首都。